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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千年沧桑 圣迹犹存

[日期:2006-08-14] 来源:《法讯》编辑部  作者:耀智大和尚指导 释如一整编 [字体: ]

 

    大佛寺前身是南汉二十八寺之一的新藏寺,宋代日渐荒废,元代大佛寺处再建殿宇,名为“福田庵”,明初又扩建为龙藏寺,明末,大佛寺被改建为巡按御史公署。

    清代,尚可喜在康熙二年(1663年),在龙藏寺废墟上动工重建佛寺,康熙年间落成,大雄宝殿气势磅礴,正中供奉黄铜精铸的三尊三世佛像,各高6米,重10吨,为岭南之冠,“大佛寺”因而得名。山门对联“大道有岸,佛法无边”,提“大佛”二字作鹤顶,出自平南王谋士金澄之手。当时广州人用粤语戏称“人过大佛寺,寺佛大过人”……

 

1、南汉初建和宋、元、明时期的变迁

大佛寺前身建于南汉。五代十国时期,唐末南海王刘隐去世后,其同父异母之弟刘岩(又名刘陟)在岭南地区建立政权,定都番禺(即今广州),改年号为“乾亨”,改国号为“汉”,史称南汉,刘岩即南汉高祖。

这位南汉君主好用术数,凡有大事,即问卦占卜,他根据《周易》里“飞龙在天”一句,生造一“龑”字,上龙下天,定音为“岩”,改名为“刘龑”。

刘龑在位时,因醉心于兴建宫殿,广州城获得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张。唐末旧城地盘被占据改建为“兴王府”,羊城往东、西、南三面扩展,王府外城区内还修建许多宫苑。高祖信佛,在城区东南西北四角,为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,各建七座佛寺,合称“南汉二十八寺”。

大佛寺前身,正是二十八寺之新藏寺。刘龑开凿西湖(又称“仙湖”,在今教育路南方戏院北侧),长500丈,地连南宫,建洲于湖中,称“药洲”,湖中有怪石九座,称“九曜石”,沿湖建有亭楼馆榭。新藏寺前临西湖,位于城区西南角。
二十八寺在宋代日渐荒废,到了元代,大佛寺处再建殿宇,名为“福田庵”。

明初,朱元璋平定大局,广州百废待兴。广州城在此时经历又一次大型的改造和扩建,福田庵扩建为龙藏寺(龙藏街由此得名),规模一度空前浩大,南控南城脚(今北京路丽都酒家附近),北枕拱北楼(北京路与西湖路交界),山门朝西,直通龙藏街。

佛教在明朝几经浮沉。鉴于佛教在元朝过度发展,为控制因僧道人数的迅速膨胀,导致大量赋役承担者流入释道二教,明洪武六年(1373年),明太祖对宗教实行统一整顿,诏令限制各州县寺观数量,僧人实行严格考试制度,颁发度牒文本。明中叶后,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,僧团迅速膨胀,因而弊端丛生。明末,大佛寺因佛教渐趋式微,香客稀疏,布施甚少,殿宇垂危,无力修葺,被当局改建为巡按御史公署。


2、清康熙年间,重建龙藏寺

大佛寺在清代重新兴旺,与原籍辽东(今辽宁辽阳)的尚可喜有深厚渊源。清顺治六年(1649年),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,受命南征,直逼百粤,史称“两王入粤”。尚、耿两人率兵与南明守军攻战持续10个月,至顺治七年(1650年)十一月初二,方攻陷广州,屠城七日,公署毁于兵焚。

清兵平定广东全境后,顺治十六年(1659年)耿继茂因骄纵奢侈被朝廷派镇福建,尚可喜称藩王,在广东独霸一方。据说尚可喜晚年,往往预感到“不祥之兆”,对屠城之事良心发现,谋士金澄献“逃禅避祸”之策,以偿还屠城罪业。尚可喜遂生建造佛寺之念,表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之心。

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适逢清廷封安南(今越南)王莫敬耀为归化将军,将军偕同其子莫元清都统使上京朝觐,顺道观光百粤。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宴招待安南王父子,并真修和尚到席间恳求资助木材建寺。得安南王捐赠大批粗两米、高十多米的优质楠木。木材运至广州,清康熙二年(1663年),即在龙藏寺废墟上动工,重建佛寺。

大佛寺落成后,尚可喜听从当时德高望重的真修和尚教诲,决意皈依三宝,护持佛法,广招沙门,盛开法会,大佛寺由此呈现兴旺景象。

康熙六年(1667年),尚可喜之子尚之隆被朝廷招为额附,偕固伦公主来粤省亲,迎请了第五世班禅喇嘛及四十多位藏传佛教高僧来广州,驻锡大佛寺,举办了四十九天的“无遮大会”,斋醮之盛,近世罕见。

3、寺名溯源

清人余维垣曾在《岭南咏古诗集》里讽平南王捐王俸建佛寺一事:“南疆定后念慈悲,梵宇居然一木支。十地布金奚吝啬,痴心万里祝皇鳌”。据说建寺时乃先择地铸成佛像,再就地构筑大殿大盖。

大雄宝殿气势磅礴,殿内安南王捐赠的巨大楠木柱名贵罕有,大雄宝殿完好保存至今,其规模之大、柱梁之坚均属岭南之冠,大雄宝殿比光孝寺大72.8平方米,用安南王捐赠的优质楠木制作的栋梁至今在大雄宝殿依然完好。

大殿正中供奉黄铜精铸的三尊三世佛像,居中是释迦牟尼佛,左边是阿弥陀佛,右边是弥勒佛。各高6米,底座宽四米,每尊重10吨,为岭南之冠。大佛背面还铸一座高4米,重5吨的观音像。所有佛像,皆贴金身。铸像艺术精湛,神态慈祥自然,造型线条流畅,比例适度,如此巨大的佛像,为全省独有,全国亦少有。

大佛寺佛像大、规模大、殿堂大,“大佛寺”因而得名。山门对联“大道有岸,佛法无边”,提“大佛”二这作鹤顶,出自平南王谋士金澄之手。当时广州人用粤语戏称“人过大佛寺,寺佛大过人”。

4、雍正年间建“宣谕亭”,广府五大丛林之一

尽管明末战事破坏广州不少城市建设,平南王据广州后对佛教持支持态度,捐资兴建大佛寺和光孝寺,在海幢寺创建天王殿、铸造幽冥钟,宽松的宗教环境吸引佛教高僧从各地前来,华林寺和海幢寺,亦于平南王在位期间,迅速崛起,广州聚集越来越多僧人。世宗皇帝由于诚信佛教,于雍正十一年(1734年)四月十一日,向全国颁布谕旨,整顿僧伽,当时广州知府接旨后选定在大佛寺宣读,并为此专门在大殿前修建了“宣谕亭”,其“谕旨”内容至今仍具积极意义。

此时大佛寺范围,为有史以来最鼎盛时期,总占地面积三万多平方米:东起永汉路(今北京路),西枕龙藏街,南连惠福东,北接西湖路,住僧倍增,佛事兴旺,与光孝寺、海幢寺、长寿寺(在长寿路,已废)四寺齐名,合称清初广府“四大丛林”(丛林即僧众聚居的地方)。

以后经过道光十三年(1833年)、光绪十三年(1887年)、民国廿三年(1934年),大佛寺一直保留原来访京师官庙制式兼具南方建筑特色的风貌。

5、近代变迁,混乱时局里的大佛寺轶事

从清代末年起,中国政局陷入混乱,时代潮流波及广州市中心这座繁华商业街中的寺院,由于位置居中,大佛寺多次被用做他途,成为反映广州时局变化的一面镜子。

(1)林则徐 设立禁烟总局

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(1839年)以钦差大臣身份,到广州查禁鸦片,抵达后为掌握实况,先化装为平民,扮演各种身份。经过三日微服探访,林则徐取城区中心的大佛寺,设立“收缴烟土烟枪总局”,指挥禁烟。

查办过程中,对烟商烟贩实行严惩,对烟民戒烟进行劝告。林则徐在《晓谕粤省士商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》中表明:若能迅速戒烟,主动交出所藏烟灯、烟枪、烟土、烟膏者,不究来历,不问姓名,赦免无罪。

告示发出后,许多人决心戒烟,纷纷交出烟具。有一些烟瘾大、时间长的老烟民无法戒除,没烟吸则浑身无力,林则徐体谅戒烟困难,命人研究配制一种戒烟糖,规定给前来缴交烟具的人,每人发给一包戒烟糖,并亲自到大佛寺门口派发。此举社会反响甚大,更多烟民因此受到激励,投入戒烟行列。

(2)孙中山 嘉许佛教阅经社

广州地方政府趁太平天国起义之机,占用大佛寺西边大半僧舍,设立市政公所。寺僧逐渐失去寺务管理权,一度仅剩3人。

民国十年(1921年),鉴于“世风日下,物欲横流,功利之说甚盛,道德之基益摇”,六榕、海幢、大佛、光孝等寺住持与陈隶简、梁季宽、汤瑛等,联合30多人,发起成立“广州佛教阅经社”,目的为借此弘扬佛教,影响社会,净化世道人心。阅经社址设在大佛寺内,。得到孙中山嘉许,亲笔赠“阐扬三密”的四字牌匾。如今真迹存在寺内,与此一模一样的四字匾就悬挂在大佛寺大雄宝殿正面檐下。

当时的广州市长孙科根据公安部门查议的意见,批示同意创立“广州佛教阅经社”。批文呈报省长陈炯明后,省政府发出布告,禁止各部军队驻扎大佛寺,以免影响正常宗教生活和活动。

(3)孙科 拍卖大佛寺

民国初年军阀混战,国库空虚,自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后,为筹北伐军饷,屡将寺庙充公拍卖。大佛寺的太平没有持续多久,首先被没收大殿前和大殿西侧旷地充公公开拍卖。民国十三年(1924年)经市长孙科批准,财政厅与省公路处共同拟定,市政当局在没收了大佛寺在中山县11顷沙田全部充公的同时,再次将大佛寺的殿堂房舍,全部标价每井220银元公布拍卖,当时全寺的面积有1100余井约13000平方米,计划完全落实的话,这一规模最大的丛林将从此在广州地籍上一笔勾销。
大佛寺僧众闻讯为之震惊,住持敬胜和尚率领僧众30多人,联合阅经社方面名人,到省府请愿。广东军政要员陈济棠,为此偕邹运使微服到大佛寺勘察,洞悉大佛寺为龙藏寺故址,历史悠久,有作文物保存的价值,社会名流也盛赞佛教阅经社,“能收潜移默化之功,或可变薄俗为淳风”,遂有将大佛寺保留之意,结果留下大殿、毗卢殿、禅堂、库房、方丈堂、僧舍、斋堂和大殿东侧偏殿客堂等基本格局,以续佛慧命。随后陈又签发第七十一号文:“禁止各部军队入大佛寺驻扎”的布告,三尊大佛铜像,本已充公出售给某洋行,但因在迁运时钢绳裂断无法搬动,只好作罢,已被拍卖的大佛寺房产,包括从大雄宝殿到今天惠福东路边大片地方,面积9000平方米,被兴业公司吴东启等商人投得。大佛寺本着慈悲救国、慈善济世的精神,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(4)周恩来 举办政治训练班

大佛寺虽处在风雨飘摇中,数历险情,其自身却是庇护所。第一次国共合作,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革命队伍迅速发展,引起国民党的防范和排挤。1926年“中山舰事件”后,受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委托,周恩来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,集中第一军等部队中被排挤出来的各级党代表,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。从5月22日至7月底,培训班开办两个多月,学员50多名,按军事编制成几个队,实行军事化管理。学员结业后被派到第四军、第二军和第六军任职,参加北伐,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。

  (5)月溪法师住持大佛寺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,广州市警察教练所,强借大佛寺殿宇驻扎,经海军司令姜西园亲自出面交涉才退还,此后,姜礼请云南月溪法师进寺讲经弘法,听者越来越多,还出版弘扬佛教文化的宣传册子,吸引了不少知识份子皈依佛门。
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,由谢英伯、陈济棠夫人莫季英大力支持,喜舍资材,共襄善举,重修大佛寺,月溪法师应众推荐荣任主持,据史料记载:民国二十三年,“住持和尚月溪修葺大殿,重光佛相,一时颇有中兴气象”。

(6)日伪政府的电信仓库

1938年,日寇入侵广州,人心惶惶,寺僧四散,仅留3人看守山门。日伪政府邮电部门,占用毗卢殿、禅房、祖堂等房舍堆放电信器材。抗战胜利后,僧人陆续回寺,弘法利生。

(7)新中国的邮电部门用地 僧人生产自救

解放初,1949年11月22日,广州军管会邮电部门,经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批准“举办邮电员工训练班”,课堂设在大佛寺内。1950年1月,邮电员工训练班迁出,接着办邮电工人子弟学校。

五十年代还有十来个僧人坚守寺院,但佛事甚少,门前冷落,香客稀疏,僧人生活陷入窘境。市政府宗教部门一方面宣传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,另一方面帮助僧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,渡过难关。1956年,邮电工人子弟学校合并出去,越秀区教育部门紧接着开办“惠新西街小学”,其课室仍然是占用大佛寺的殿堂。

(8)四尊大佛像历险记

民国时经费紧张,军阀对大佛寺地产财产虎视眈眈,曾因筹军饷拍卖大佛寺,但大佛寺几经转手,四尊大佛仍幸存下来,当时佛像已经过300多年的香火熏染,变得漆黑,自清末到民国,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铜铸的、铁铸的、泥塑的还是木雕的,故得多次避过被掠夺瓜分的劫难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破“四旧”活动席卷全国,大佛寺中的大佛终于自身难保,在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的口号下,部分群众和红卫兵冲向大佛寺,将当时住寺内的10多个自食其力的僧人全部赶出寺门,全部殿堂地产为街道工厂占用,铜铸佛像和观音像,被肢解成废品,运去西村南岸五金厂仓库,准备投入熔炉冶炼。
当时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陈以沛眼见大佛不保,来不及遵循所有指令由领导签发的常规,自拟公文,自盖公章,送到仓库,要求负责人对佛像善加保护。周恩来得知此事后,及时电示:“凡是文物铜像应当保留”,三尊大铜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才免入熔炉。
1972年春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,六榕寺拟被列为参观点,为着外交需要,当时的市革委才将被肢解的铜像找出来,焊接复原后移供到了六榕寺。1982年由政府拨款4万余元修复原状,安放在拟建中的六榕寺大殿基地上,1984年,新建的大殿落成后,海内外佛教徒捐巨款为佛像贴金,大佛重放光芒。
今天供奉在大佛寺的三尊大像,是仿照原型重新铸造的,涅槃而后重生,也算是不幸之中大幸了。

大佛寺几经浮沉,如时代的一面镜子,反映着时局的变迁,如今的大佛寺,犹如沐浴在春风之中的菩提树,又迎来了一次重放异彩的良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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